三国时期经典战役研究之七

----“九伐”中原

后勤集团办公室 潘逸

【接上期】

三、战役反思

（一）从姜维个人的角度反思

姜维北伐战绩，互有胜负，军队已到达华阴、蒲城一带。在姜维的十一次出兵行动中,胜负各占一半,这对于蜀汉小国而言,已是骄人的战绩了,更展示了姜维完成武侯遗志和忠于汉室的不朽精神。姜维本非蜀人，托身蜀汉，加上连年征战，所以颇遭保守反战派的非议。即使如此，姜维作为“九伐”中原的核心人物，荷国之重，在蜀国晚期内政非常糟糕的情况下，制定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并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忠诚，以小国硬撼魏军，是何等的英雄气魄……

当然，姜维立志于功名而建树不够卓著,实在有诸多无法超越的制约。历年史家对姜维的北伐也是贬多褒少，连年征战，耗损国力至巨。在最后一次北伐进行时，廖化劝姜维休整军队，认为“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建议勿“强欲行难为之事”。《三国演义》卷末有诗说：“孔明六出祁山前，愿以只手将天补；何期历数到此终，长星半夜落山坞！姜维独凭气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劳；钟会邓艾分兵进，汉室江山尽属曹。”

（二）从蜀国内部的复杂关系反思

蒋琬执政时，姜维指挥偏师作战；费祎主政时,“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故姜维难有作为。即使后来姜维主政之时,也受制于宦官黄皓小儿反侧之患。史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以致最后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然而，“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鉴此，姜维作为蜀国支柱，却连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试想能有多大的功业建树呢?

当时，汉怀帝刘禅无能，“自瞻、厥、建统事，维常征伐在外，宦人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黄皓想寻机废掉姜维，扶右大将军阎宇掌管军政大权。诸葛瞻、董厥等也以为姜维好战无功，还多次上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可见，蜀汉朝廷内部权力之争，官员矛盾有多么复杂。

四、失败原因

（一）政治上无为

刘备建立的蜀汉集团有三股政治势力，一是与刘备拼打到益州的追随者，称之为荆襄集团；二是刘焉刘璋统治时期的旧部，称之为东州集团；三是益州本土的士族财团，称之为益州集团。刘备、刘禅统治时期，蜀汉的统治者荆襄集团和刘焉刘璋的旧部东州集团都压迫着蜀汉土著益州集团，使得基层的土著人对蜀汉统治者不满，蜀汉皇帝后主刘禅又比较昏庸，还有一些奸臣当道，导致三股势力在政治上的分歧加剧。然而，此时的曹魏采用了九品中正制，得到了大家士族的支持，政治上比较稳定，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以及权臣三马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也均比较英明。

（二）经济上无力

蜀汉主要占有当时的益州1个州，且所在云贵川地区多为山区，交通闭塞，人稀地狭，经济落后。曹魏占据冀青幽并徐豫雍凉司等9个州，且地广人多，经济发达。蜀汉虽然拥有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能够生产较多的粮食，但是对于连年战争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以至“民多面有菜色”。然而，曹魏政府自曹操执政以来，始终坚持了屯田制（含军屯等），生产关系得到深刻调整，粮食生产丰富，足以供给连年战争。另外，关羽失了天下腹地，江汉平原、鱼米之乡的荆州，不仅仅是失去了产粮宝地，更重要的是战争后勤补给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从荆州送粮草到雍凉，只要五六百里，而从蜀中运粮则需要两千余里，且蜀道行走都难，粮草转运就更是难上加难。诸葛亮6伐中原，就有3次因粮草问题无功而返。可见，姜维“九伐”中原也摆脱不了经济上无力的直接矛盾。

（三）军事上无实

公元222年，刘备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悍然反动夷陵战争而兵败，蜀国积累多年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能征善战的部队、文臣武将和武器装备几乎丧失殆尽，导致后来诸葛亮出祁山兵力不过10万（《三国演义》中记载最多是34万），姜维伐中原多年不过万，执政时兵力也不过10万，全国兵力不过20万，知名将帅更是寥寥可数，出众者不过十几人。另外，蜀国兵种单一，多是步兵，武器装备简陋，更谈不上更新换代。然而，曹魏带甲百万（200多万）、战船浮江万艘、有名战将400多员，出众者就有三四十人，蜀汉显然不能与曹魏匹敌。据统计，蜀汉灭亡前后，蜀汉每9个居民（包括老人小孩）就要养活1个士兵，每4个家庭就要养活1个官员。可见，蜀汉人民的负担是何等的沉重。

（四）人才上无后

蜀国创建初期，武将中关羽、张飞、黄忠、马超、赵云、魏延、严颜等皆是当世一等一的名将，文臣中诸葛亮、法正、马良、蒋琬、李严、费祎等均是一代巨儒。到后主刘禅执政，诸葛亮去世后，名将仅剩魏延、马岱，文臣只有蒋琬、费祎且都执政不长。在人才上，蜀汉领导人刘备以及诸葛亮等都没有做好接班人的工作，其子弟刘禅、诸葛瞻等也多不堪大用。然而，曹魏连续几代人曹操曹丕曹睿；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等人才架构完整，完全没有断层。另外，蜀国还出了个扰乱朝政的宦官黄皓，写仇国论的大儒谯周。于是，魏国邓艾一打到成都，文臣武将不做调查、不去研究，一味劝降，竟然出现了蜀国人民出城列队欢迎热烈场面，可见蜀国灭亡之悲哀。

（五）执政上无量

清初学者何焯先生观点：“欲断陇则当及曹爽初诛，众志二三，未遑外事之时。”此时，正是姜维四伐中原。然而，“伯约以万众招诱羌胡，披割西鄙，过相裁制，又失事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三国史话》阐述：“从魏齐王芳之立，至高贵乡公的被弑，其间计二十一年，正是魏国多事之秋，蜀汉若要北伐，其机会断在此间，而其机会又是愈早愈妙，因为愈早则魏国的政局愈不安定。然此中强半的时间，都在蒋琬、费袆秉政之日，到姜维掌握兵权，已经失之太晚了。所以，把蜀汉的灭亡，归咎到姜维，实在是冤枉的。倒是蒋琬、费袆，应当负较大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讲，蜀汉的灭亡，不是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的错，是蜀汉在“匡扶汉室”的崇高理想下，政治衰败和没有抓住北伐最佳时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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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湖北经大报》2018年第1期4版）